涉紅贗品何其多——胡適原藏甲戌本《石頭記》“附條”探源

陳傳坤

2021-06-06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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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21年是新紅學誕生百年紀念。1921年3月27日,29歲的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坐在京城鐘鼓寺胡同14號院的寫字臺邊,草成了近2萬字的《紅樓夢考證》初稿,4月17日謄清后即寄上海亞東圖書館發排。當年5月,這篇后來被譽為新紅學奠基之作的急就章《紅樓夢考證》,附麗于中國第一個新式標點本《紅樓夢》之卷首出版,開創了紅學研究的新時代。百年之后的紅學又該如何發展?它還能再絕處逢生嗎?令人深思。陳傳坤新著《紅樓夢版本論稿》一書面世,茲轉書中一篇涉紅史料辨偽之作,以饗讀者。
1927年8月,胡適在上海從胡星垣手中重金購得《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殘抄本,即《石頭記》甲戌本,“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1] 1948年12月,胡適飛赴海外時攜此本而去,后來將甲戌本原件寄存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2005年初,上海博物館以83萬美元的價格從胡適之哲嗣手中購回,現藏于該館善本庫房。[2]
2013年12月,上博工作人員陶喻之查驗發現,《石頭記》甲戌本原件第一回第十五葉上端有“粘貼紙條痕跡”,且殘存“予艸”一個半字,證實胡適原藏《石頭記》甲戌本曾被粘貼一紙“附條”批語,但“予艸”以下文字久已失落。
2015年12月,紅友項旋赴美調閱了美國國會圖書館藏《石頭記》甲戌本縮微膠卷,發現該縮微本第一回確有上述紙條失傳前的完整形態,“予若能遇士翁這樣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負義也”二十八字批語赫然在望,佐證天津王超藏《石頭記》庚寅本及周汝昌昆仲甲戌本之錄副本上的“附條”并非空穴來風。[3]
本文所談,即關于甲戌本這一“鎖麟囊”中一紙“附條”引發的學術公案??梢哉f,《石頭記》甲戌本縮微本的“附條”完整顯現,說明遲至1950年4月12日(美國國會圖書館接受攝制申請之時間)“附條”一紙尚未脫落,而其上限則有待進一步探討。況且,項旋僅比對幾個字即匆忙認定“附條”系出于甲戌本早期藏家劉銓福之手,仍有商榷之處。
職是之故,《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原件上“附條”,究系何人、何時所作,胡適為何后來毀棄,其間究竟發生什么變故等諸如此類問題亟待深入研究。鑒于筆者曾在《石頭記》庚寅本現身之初即參與質疑,認為此本“實乃當代贗品”,后因不愿變相炒熱贗品而不作爭論。[4] 但是,隨著甲戌本美國縮微本等新證據的逐漸浮現,筆者不吝費辭繼續辨偽。
一、庚寅本真偽之爭引發意外公案
2012年5月,天津青年藏家王超在坊間購得一部殘存十三馀回的庚寅本《石頭記》抄本,嗣后在孔夫子舊書網注冊網名“錦輝hj”,將該本復印件以每部680元拍賣,立即引來紅學專家出手,圍觀者甚眾。
圖一:2012年孔夫子舊書網上庚寅本拍賣圖,裝訂孔外有“乾隆庚寅秋日”字樣。

圖一:2012年孔夫子舊書網上庚寅本拍賣圖,裝訂孔外有“乾隆庚寅秋日”字樣。

不過,個別網友注意到,王超自稱2012年5月購得原本,但其展示的幾幀原件照片顯示拍照時間卻為2010年1月1日,前后矛盾。還有網友表示,過了2010年2月4日(立春日),就是2010年的庚寅年,那么庚寅本《石頭記》上所標“庚寅”是否暗示2010年2月后抄成?王超對此辯稱:“2010字樣是相機設置問題?!?br />
另有拍得復印件者還發現,“(庚寅本)這個‘抄本’一直在不斷修改完善中”,存在拍賣幾次后再加貼條的穿越問題;尤其是庚寅本第三回目錄的“(榮國)府收養林黛玉”之“榮國”二字,拍賣過程中幾次所拍的照片有差異。2014年《石頭記》庚寅本終于得到影印出版,紅學家趙建忠于2016年6月4日轉發王超的個人意見,對此回應稱:“主要是回目貼條開始有,后來不慎丟了。(王超有丟前照片),影印時責編根據照片補上了字,且涂成統一顏色?!斐蓙G前原件與影印時不一致情況?!盵5]
圖二: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寅本)》影印本上,總目第三回“榮國府”作添改字樣。

圖二: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寅本)》影印本上,總目第三回“榮國府”作添改字樣。

那么,這個貼條是何時丟失的呢?網友發現,庚寅本總目第三回的回目上“榮國”二字,在2012年5月12日到6月15日的幾次拍賣中,均是空缺的,可是在6月15日至18日的第四次拍賣時,照片卻突然顯示出“榮國”二字,影印本上亦如此顯示。網友因此質問:難道5月丟失的貼條在6月又復得,失而復得的東西應該倍加注意,怎么后來又不慎丟失?以致在2014年10月影印時仍不得不做技術處理?迄今為止,王超沒有任何回應。
這是后話,暫不去理它。反正庚寅本出現后,紅學界掀起悍然大波。已故紅學家梁歸智率先在報刊上發文,論稱:“這是一個清代抄本,其祖本為乾隆庚寅年(1770年)抄本?!盵6] 之后,廣大紅迷及數位紅學家介入討論,爭論得沸沸揚揚。[7]
2012年10月,梁歸智在其新浪博客上發文稱,庚寅本第一回的眉批“予若能遇士翁這樣的朋友,也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負義也”二十八字,在俞平伯編著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下稱俞氏《輯評》)上查不到,在甲戌本的影印本上亦無著落,卻同于周汝昌錄副本的“附條”批語。[8]
拔出蘿卜帶出泥,庚寅本這一特殊眉批,讓甲戌本“附條”問題凸顯出來。2013年12月,上博館員陶喻之入庫首次驗證甲戌本原件,發現“甲戌本上并沒有這條批”。
消息一出,學界一片嘩然。但在五天后復檢,陶喻之卻發現:“在甲戌本第一回第十五頁另一面上部發現有粘貼紙條痕跡,殘留‘予若’兩字?!盵9] 原來,“附條”確曾在甲戌本原件上存在過,只不過“予艸”以下的紙條失落了。
圖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寅本)》影印本上第一回“予若……”眉批。

圖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寅本)》影印本上第一回“予若……”眉批。

圖四:上博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原件第1回第15葉“附條”殘痕“予艸”字樣。

圖四:上博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原件第1回第15葉“附條”殘痕“予艸”字樣。

關于《石頭記》甲戌本的“附條”問題,爭論雙方一時陷入膠著狀態。但最早爭論的庚寅本真偽問題,卻仍如火如荼地進行。沈治鈞后來論稱,“‘乾隆庚寅’字樣乃現代人氏蓄意造假的作案標簽”,并從版本異文舉證24例,證明庚寅本“有意篡改脂批”,“種種跡象顯示,該本偽造于2010年前后?!盵10]
后來,梁歸智、周文業先后認同庚寅本是據俞氏《輯評》初版整理而成,抄成于1954年之后,但是不認定庚寅本系贗品,宣稱“不排除抄寫者手中真有一部‘古本’,甚至就是‘庚寅本’或其錄副本的可能性?!盵11]
二、“附條”真偽之爭升級
追溯起來,最早發現甲戌本“附條”問題的,當為紅學家梅節先生。其在《周汝昌、胡適“師友交誼”抉隱——以甲戌本的借閱、錄副和歸還為中心》一文中率先提出,周汝昌為了查看陶洙手中的庚辰本,而把胡適原藏的甲戌本原件借給陶洙抄錄,陶洙涉嫌在甲戌本原件上留下“作案痕跡”:
胡適的甲戌本曾落入陶洙的手中,有幾個方面的證據。第一,陶洙自己的記載?!谌?,陶洙在原甲戌本上留下“雪鴻之跡”?!好镜谝换卣缡侩[欲為雨村寫薦書,上竟有陶洙校改的藍筆眉批:“予若能遇士翁這樣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負義也?!边@使人懷疑現存己、庚本脂批,是否有陶某借汁下面的私貨。[12]
按,這條“予若……”二十八字眉批,雖為陶洙用藍筆抄在己卯本上,可是不但在甲戌本的各種影印本上找不到蹤跡,而且在現存其他各種脂本上均不存,讓人懷疑陶洙涉嫌偽造脂批。梅先生還呼吁周家錄副本早日公布,以便查清問題。但此后,周汝昌之女周倫苓一再拒絕公布任何有關周氏錄副本的一字照片。
轉機在一年后。2012年5月,網上開始流傳天津發現一種“乾隆庚寅《石頭記》”殘抄本上,竟然亦見“予艸……”二十八字眉批,且與陶洙抄在己卯本上的眉批相比,僅有“亦”一字之差。即己卯本上藍筆抄作“也不至於”,而庚寅本上朱筆抄作“亦不至於”。后來又爆出此批見于1954年版《輯評》第51頁“[甲戌眉批]”條下,但在1963年修訂版上卻已刪去。[13] 梁氏因此認為,這自然可以視作“庚寅本”從1954年版《輯評》中采擇批語的一個“鐵證”。[14]
要指出的是,周文業認為俞平伯對于甲戌本此條批語的刪除,除依據陶洙補抄之己卯本,還參考了俞平伯1931年“節抄脂硯齋評”之自藏戚序本。[15]
對此,筆者不敢茍同。譬如周文業舉證稱,1954年版《輯評》出現了陶洙未曾抄錄的一條甲戌本眉批:
在1954年俞平伯整理《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和“庚寅本”中出現了陶洙己卯本沒有的批語,即第3回中一條批語:
【正文】極惡讀書。
【甲戌眉】這是一段反襯章法。黛玉猜度蠢物等句對著去,方不失作者本旨。
當時俞平伯手中沒有甲戌本,為何俞平伯1954年整理《脂硯齋紅樓夢輯評》時,會出現了陶洙己卯本沒有的甲戌本批語?這只可能是由于俞平伯手中有自己過錄的甲戌本前3回的批語。[16]

經復核,周文業舉證有誤。1954年版和1957版《輯評》均同于陶洙抄補的己卯本,上面并沒有上述“這是一段反襯筆法……”眉批。只是在1963年修訂版時,《輯評》才于“黛玉亦常聽見母親說過”條目下加上此批,參見《輯評》第54頁。根據俞氏《輯評》“引言”聲明,應是俞氏據甲戌本的影印本添補。此外,周文業因1954年版《輯評》前兩回遺漏三條陶洙所抄甲戌批語而推理“肯定是很仔細地參考了1931年他自己的抄本”云云,純屬臆測,毫無邏輯。[17]
圖五:左圖為1963年版《輯評》,批語有“這是一段反襯筆法……”;右圖為1954年版《輯評》,無此批。

圖五:左圖為1963年版《輯評》,批語有“這是一段反襯筆法……”;右圖為1954年版《輯評》,無此批。

對于周文業所謂俞平伯《輯錄》曾參考其1931年“脂批節抄本”一說,并不成立,反駁證據如下:
其一,《輯評》“引言”稱所據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本,就是“我現在有的是近人(指陶洙)將那本脂評過錄在己卯本上的”,并沒一字提及依據其二十年前“節抄脂硯齋評”的戚序本。
其二,胡適確在1931年春夏間將甲戌本原件借給俞平伯看閱,且俞平伯遵命作了三百字跋語,但俞氏對于甲戌本的評價甚低。所以俞平伯只是“節抄”,且就抄在戚序本上,并未“寶之”。
其三,陶洙在抄錄甲戌本時并未“依樣畫葫蘆”,過錄時喜愛理?;蛞芨?。譬如,陶洙抄寫時尤愛將底本上的俗體字轉化為繁體字。常見的繁化字如甲戌本“于”抄作“扵”“於”、“義”抄作“義”、“冺?”抄作“泯滅”,等等。
此外,陶洙補抄時參照胡適相關論文進行改字,如甲戌本上殘缺的“血淚盈□”,陶洙補成“血淚盈[腮]”,又如,“極至”改作“及至”、“適問”改作“適聞”、“助你助”改成“助你[一]助”。[18] 諸如此類,《輯評》悉數沿襲陶洙藍筆抄寫法,可證俞平伯《輯評》的批語底本,就是陶洙補抄后的己卯本。
當然,俞氏也有自校。如,甲戌本、己卯本的“筆伏”,《輯評》改作“筆仗”;甲戌本、己卯本的“詞幻見山”,《輯評》改作“開門見山”。此外,初版《輯評》也有過錄訛誤,如1954年版《輯評》的“三個假”,1963年修訂版改作“三千假”;1954年版《輯評》的“其中因有”,1963年修訂版改作“其中自有”,均依臺灣甲戌本的影印本回改。
要之,俞氏整理甲戌本批語時,主要源自陶洙之補抄己卯本,所以并沒有參考所謂自藏“節抄脂硯齋評”的戚序本之跡象。明乎此,則俞平伯在初版《輯評》誤收,后又刪去“予艸”二十八字批語,并不能證明其在1931年就見過此批。
那么此批到底源于何處,陶洙是否存在補抄時“借汁下面”?因為陶洙補抄所據本子來自周汝昌之手,所以周氏錄副本是否有此批,就是一個關鍵的參考系。
2013年1月31日,梁歸智在個人新浪微博“冷泉子”上轉發周倫玲的話說,據周倫玲所傳錄副本此處照片,“予若……”這條批語在周氏錄副本上的“真實存在形態”為(無標點,繁體字從右往左豎寫):
(附條)
予若能遇士翁這様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負義也
此后人筆墨不必存玉言[19]

可以說,甲戌本的“附條”問題浮出水面,為陶洙補抄來源澄清了是非。但是,上博現藏甲戌本原件是否有此“附條”?又成為解決問題的突破口。2013年12月17日,陶喻之在上博藏甲戌本原件第一回第十五頁背面發現一紙粘貼痕跡,并殘留“予艸(若)”字樣,但是脫落或撕下的紙條卻渺不可尋。[20]
至此,胡適原藏《石頭記》甲戌本的“附條”問題,變得愈加撲朔迷離,“附條”真偽之爭再次升級。
2015年12月,人大博士生項旋赴美訪學,期間調閱了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藏甲戌本縮微本,驚喜地發現“附條”赫然在目。[21]
不久,項旋撰文公布照片并考論“附條”很可能是甲戌本原來的藏家劉銓福所制作,并通過各本繁簡字異文判定庚寅本系抄自俞平伯《輯評》的當代贗品,不贅。
圖六:美國國會圖書館1950年攝制縮微膠卷之“附條”字樣。

圖六:美國國會圖書館1950年攝制縮微膠卷之“附條”字樣。

三、“附條”系后人偽托
追究起來,《石頭記》甲戌本上一紙“附條”的最早提及者,正是周汝昌本人。1953年版《紅樓夢新證》第七章“新索隱·賈雨村”條下云:
第九,婢為滿洲某大家者;書中甄即賈,曹固滿洲大家,頗疑即書中之雨村、嬌杏也。雪芹極惡雨村,脂批屢言其為“操、莽”,為“奸雄”,又借平兒口罵為“餓不死的野雜種”。蓋雨村由賈府而躋身顯貴,人品既本不端,故后來定是“負義”(甲戌脂本附條墨筆評語)。諒后來賈家敗事,雨村不但不救,反投井而下石焉。[22]
在上述括弧里的案語中,周氏指出甲戌本上有“附條”,且是“墨筆批語”,這與錄副本“附條”現存狀態一致;且括弧前所加引號之“負義”一詞,確見于此條批語之中,當屬可信。從初版《紅樓夢新證》對此煞有介事地“本事索隱”,可見周氏當時應認為它就是“脂批”,并過錄在錄副本上。[23]
但正因此,需要注意,197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增訂版和1998年華藝出版社修訂版《紅樓夢新證》,均全部刪去第七章“新索隱”內容。而2012年中華書局增訂版《紅樓夢新證》,據說因尊重周氏意見而恢復初版中的“新索隱”內容,推后為全書第十章,也沒刪去“附條”批語。[24]
由此可見,周氏并沒像俞平伯那樣看到甲戌本影印本無此“附條”便直接刪去。就是說,周氏對甲戌本“附條”記憶深刻,不再相信臺灣影印本而刪去此附條批語。但是,周氏在其錄副本的“附條”文字之后自注“不必存”,卻又與上述推斷相矛盾。周倫玲介紹說,周氏錄副本在“(附條)”二字及批語二十八字之后,還有周汝昌手筆“此后人筆墨不必存,玉言”十字批注。
而據考訂,周氏錄副本上所加括弧之處,都應為周汝昌于1952任教西華大學時所作。[25] 此“(附條)”字樣當循此例,因此周氏十字批注時間應在1952年秋季。但這已是錄副本完工之后的第四個秋天了。那么記憶力和眼力都在衰退的周氏,憑什么判定“此后人筆墨”且“不必存”呢?
要知道,幾年前周氏撰寫《紅樓夢新證》時,定性為“脂本附條評語”,并由此生發一段索隱。態度為何遽然轉變?不免令人生疑:也許因為其知情。正如沈治鈞推斷的,“我們很難設想,當時還是一個大學生的紅學新秀(1948年還是個燕京大學外語系本科生) 周汝昌能夠看出來‘此后人批(筆墨)不必存’,而資深紅學家俞平伯(1931年是已出版過《紅樓夢辨》的清華大學國文系講師) 竟看不出來?!盵26] 由此推斷,周氏批曰“此后人筆墨”必有所依據,或知根知底。
但吊詭的是周氏錄副本上此處“(附條)”二字樣和批語“予若……”二十八字皆系周祜昌抄寫的,可是陶洙藍筆補抄之己卯本上,卻不見“(附條)”二字。由此可見,陶洙所見甲戌本僅有批語二十八字,而無“(附條)”二字。故此,陶洙所補抄之底本應為甲戌本原件,而非周氏錄副本。就是說,陶洙所借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并非周氏的錄副本,而是胡適藏甲戌本的原本。
或問,既然陶洙補抄的附條眉批來自甲戌本原本,而原本“附條”遲至1950年拍攝縮微膠卷時尚存,那么陶洙為何不效仿,亦加“附條”之類貼條?要之,陶洙從董康手接收己卯本后重新進行了裝裱,也曾以雙色筆補抄脂批,并在題記中明確說,在無處可抄時才加以另紙。[27] 而不論甲戌本還是己卯本,此處天頭尚空,足以抄下這二十八字眉批,無需另加一紙補抄。
退一步說,如“附條”上二十八字果為晚清藏家劉銓福所制,何須另紙抄寫?試看劉銓福在甲戌本上四則題跋,均在原本上直書不諱,并不用另紙附益。所以,項旋認為甲戌本附條“為劉銓福所書的可能性較大”[28],恐非事實。而且,僅從項文所舉五個例字來看,唯有“能”、“翁”兩字類似,其馀“此”、“也”、“不”三字迥然有別。尤其從運筆、筆鋒和末筆筆勢來看,相互差別太甚。
按說,鑒定筆跡或印章真偽問題是很專業的學問,一般文史學者較難掌握,也易致誤。譬如,項旋曾著文認為,臺灣東海大學所藏乾隆五十七年凝暉閣藏板《易研·卷三·上經》第二十七葉天頭有“萬茂魁記”圓形印記、“本廠扇料”方形朱印,同于中國書店藏程甲本《紅樓夢》第九十九回第五葉天頭之“萬茂魁記”、“本廠扇料”印記,由此認定兩者用紙來源一地,即程甲本刷印用紙如《易研》一樣,“(產地)極有可能在江西、安徽一帶?!盵29]
圖七:左圖中國書店藏程甲本鈐印“萬茂魁記”;右圖《易研》鈐印“芳茂魁記”。

圖七:左圖中國書店藏程甲本鈐印“萬茂魁記”;右圖《易研》鈐印“芳茂魁記”。

但仔細分別,《易研》印文作“芳茂魁記”,而非程甲本印文“萬茂魁記”。一字之差,殊不相類。
退一步而言,與其說甲戌本原件“附條”筆跡與劉銓?!胺浅O嘟?,倒不如說更類于俞平伯手跡。僅以甲戌本書后俞氏1931年6月19日“閱后記”題跋手稿來看,“若”、“辶”、“的”、“又(友)”、“亦”、“于”、“此”、“矣”、“至”、“似(以)”、“之”、“也”等十馀字,兩者在運筆筆勢和字形結構上較近似,特別是“若”、“于”、“亦”、“矣”等字較像。即便如此,筆者亦不認為甲戌本上的“附條”為俞平伯手書,蓋因俞氏人品、學品純正,不可能先在1931年制作貼條,再在1954版《輯評》收錄,而后又在1963年刪去。因此有一種猜測,就是“附條”制作者或在刻意模仿俞氏手筆。
圖八:圖左列為俞氏手稿與附條字跡比對;圖右列為周氏手稿與附條字跡比對。

圖八:圖左列為俞氏手稿與附條字跡比對;圖右列為周氏手稿與附條字跡比對。

而與周祜昌字跡相比,“附條”上的字體,如“予(預)”、“若”、“至(到)”、“遇(過)”、“又(友)”、“矣”、“如”、“之”、“也”等,亦尤其類似,特別是“予(預)”、“若”、“也”字幾乎同一手筆。[30]
此外,甲戌本書后劉銓福題跋用語古雅,而“附條”二十八字措辭半白半文,亦可見非出于劉銓福手筆,也不大可能是更早藏家所為,因為越早越可能是用文言題跋。正如梁歸智最初判斷的,“‘予若能遇士翁這樣的朋友’之表述,更像清代通俗小說中人物的話語,有清末民初的白話風格?!盵31]
況且,“附條”上有“這樣的朋友”大白話,便令人遐想魯迅在1933年對于“我的朋友胡適之”的調侃。[32] 由此可見,“附條”的用語大有刻意迎合胡適倡導白話文的主張,可能是在向胡適“表忠心”。因此,甲戌本“附條”文字不經意間流露出白話文運動的流風余韻,必然是俗語“我的朋友”流行之際,即1933年左右制作的。而胡適在1927年高價購藏甲戌本之后,先后有俞平伯、浦江清、羅爾綱[33]、周氏昆仲、王際真等過手,也不能排除陶洙(心如)、陳夢家也可能借閱。[34] 似乎每一過手人都有嫌疑。
不妨進一步推測。在1948年7月22日,周汝昌寫下《跋胡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并于三日后寄送胡適,“請求指正,并設法介紹他報刊登?!睂Υ?,胡適并未應承,還澆了一盆冷水,在周氏來信手稿中“白話文”一整頁“打了一個大大的叉”,并在次月7日的回信中批道:“你的古文工夫太淺,切不可寫文言文。你應當努力寫白話文,力求凈潔?!盵35]
經查,胡適在周氏手稿打叉之處原有周氏寫的“雪芹作書于乾隆初年,只是自抒懷抱,應無預計務入后世《白話文學史》之心,其行文本多文白相雜……”等語。此話對胡適大著《白話文學史》極盡諷刺,師徒交誼從此不諧,遂成為一段紅學史上的學術公案。
而在1948年9月19日的回函中,周氏亦稱,“我的文章寫不到好處,是實在的,但自幼寫文言確比白話來得習慣些”云云??梢娭苁献杂咨瞄L文言,但“古文工夫太淺”,后來偏愛的是“行文多文白相雜”。此與“附條”措辭文白相間,既有文言“予若”又有白話“這樣的朋友”等表述,可謂一脈相承。[36]
論述至此,“附條”制作者似乎已呼之欲出,但囿于現有資料,仍不足以遽斷制作者是否必為周家,亟待周家后人及時公布錄副本此處“附條”文字照片,以便證實或證偽。[37]
四、“附條”因何失落
遲至1950年3月,胡適原藏《石頭記》甲戌本原本上尚存“附條”,那么“附條”后來又因何而失落了呢?對此問題,正反雙方各執一端,聚訟紛紜。
沈治鈞認為,甲戌本原件上的“附條”文字應為當代人偽造。他分析說,俞平伯終其一生也沒有親眼看到過甲戌本的附條,其在 1954版《輯評》中誤錄了陶洙補抄的這條批語,而在1963年修訂時,又依據臺灣影印本給予刪去,“這證明該附條產生于1931 年6 月之后,即1948 年夏季及此后的秋冬之際?!盵38] 細思恐極,這或許是說甲戌本“附條”系周氏昆仲偽托。
而梁歸智、周文業、項旋卻認為,“附條”很早就出現在甲戌本上,可能是較早藏書者粘貼。周文業曾發網文論述,“甲戌本上貼附條者就是撕去一角上蓋圖章者”,認為“附條”是甲戌本最早的藏家貼上去的,就是凡例首葉首行被撕掉的印章所有者云云。
其實,欲追究甲戌本“附條”因何失落,還與揭開“附條”制作者身份密不可分。這可從胡適的態度上看出來。既然周氏可以在錄副工作幾年之后批注“此后人筆墨不必存”,那么胡適想必也能看出“附條”問題而有所反應。實際上,胡適在推出臺灣《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影印版之際,出于某種顧慮,已對影印版做了一定限度的芟荑和修補工作。
不妨將臺灣甲戌本影印本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縮微本對勘,便可大致推知胡適在處理“附驥現象”的糾結心理。[39] 因筆者尚未目驗甲戌本縮微膠卷的全部細節,暫以已核實的幾個關鍵之處舉例分析。[40]
首先,1961年臺灣在影印甲戌本時,已據他本對于殘缺葉給予增補,而美國縮微本一如原樣殘缺。據胡適介紹,甲戌本到手時第四回末葉就是第一本的封底,胡適入藏時就已磨損半葉,第四回文末缺失。查美國縮微本,此葉依然保留殘缺狀,可證至少在1950年拍攝縮微本時,胡適未作補闕工作。
但在1961年的臺灣影印本上,此處已有95字補抄:“事,自有他掌管……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消了?!毖a抄之后低兩格,還有補抄者寫下的三行墨筆文字:“此葉下半葉[事]字起原殘缺,胡適依庚辰本脂硯斎重評本補鈔九十四字,又依通行校本補一[鬧]字?!?br />
查己卯本,此處并不殘缺,但是胡適一直沒機會親眼見到。而己卯本首次出版影印本,也是在胡適1962年2月去世以后。
至于庚辰本,胡適曾在1930年代見過,當時恐未及補抄,及至庚辰本影印出版已遲至1955年。其時胡適尚在世,不過直到1959年才獲贈一部庚辰本影印本。[41]
因此,1961年臺灣影印甲戌本時,第四回末的半葉,是據庚辰本的影印本補抄的。但詭異的是,此處明說“胡適”補抄云云,但落款卻無胡適之印章。這與胡適在甲戌本上補添文字必加印章的一貫風格迥異。
圖九:周叔厚致函胡適論及臺灣甲戌本影印的代筆問題。

圖九:周叔厚致函胡適論及臺灣甲戌本影印的代筆問題。

經查,臺灣初版的甲戌本影印本此處補抄應非胡適親為,當為某人代筆。據胡適檔案館藏周叔厚致胡適函云:“……又第六十二頁背面,補抄九十五字,惜非先生親筆,殊覺減色不少,亦未注明何人奉命代抄。他年考據家或將為此九十五字墨跡,大費考察了?!?br />
對此,目前尚不知出自誰人手筆,亦不知當時胡適如何作答。但可以說,在處理影印本補抄文字上,胡適讓人代筆而不作說明,似有魚目混珠之嫌疑。而這種以假亂真的行為方式,與處理“附條”問題對看,卻令人有茅塞頓開之感。臺灣影印甲戌本并未盡依原貌,雖有“胡適”白紙黑字為供詞,也未可輕信。[42]
其次,在題跋取舍的問題上,美國縮微本與臺灣影印本相比,差異也甚大。劉銓福、胡適、俞平伯、周汝昌等均先后在甲戌本原件上寫下長短不一的題跋或批注。在攝制縮微膠卷和制作影印本時,各人題跋的去留問題,似乎曾困擾著胡適。
眾所周知,1948年周汝昌“先暫后奏”過錄副本之時,曾在甲戌本第四回末題寫兩行三十馀字“謹識”,并鈐“顨父”陽文方章:“卅七年六月自適之先生借得與祜昌兄同看兩月,并為錄副。周汝昌謹識(顨父),卅七、 十、 廿四?!盵43]
現在看來,周氏在原本上寫下這條“謹識”,無疑是想為自己的錄副本留下一個“戶籍證明”?;叵氘敵鯉熗浇煌H密之時,周汝昌曾將偷錄甲戌本之事向胡適“先暫后奏”,當時胡適并無不悅表示,爽口答應給錄副本寫一個題記。
圖十:1948年10月,周汝昌在胡適原藏甲戌本第四回末葉題跋。

圖十:1948年10月,周汝昌在胡適原藏甲戌本第四回末葉題跋。

但世事難料,戰亂之際,周氏錄完副本后將甲戌本原本“完璧歸趙”之時卻未得見胡適一面。[44] 爾后,胡適攜帶甲戌本和父親遺稿飛赴海外,給周氏錄副本寫題跋之承諾就此落空。
1961年臺灣影印甲戌本時,胡適將第一冊末周氏“謹識”一頁、全書后俞平伯“閱后記”一頁、書末另紙三條胡適題跋等全部刪去,卻保留了全書后劉銓福跋語四則及胡適題記一條。[45]
這種做法可以理解,并無不當。因為胡適要把孤本甲戌本“真面目”揭開給世人看,要把他入藏以后的題跋等一概刪去,正如他在《影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中所稱:“……我才決定影印五百部,使世間愛好《紅樓夢》與研究《紅樓夢》的人都可以欣賞這個最古寫本的真面目?!盵46] 其未刊稿《附:??毙∮洝芬嘣唬骸按吮臼且粋€很工整的鈔本,……我的意思是要保存這個甲戌本的原樣子?!盵47] 可是很難想象,在1950年縮微本上,不但存有胡適之題跋一頁,而且存有周汝昌“謹識” 一頁,可是劉銓福四則跋語和俞平伯“閱后記” 一頁卻無蹤影了。[48]
這是一個反?,F象。如果周氏和俞氏題跋一起刪去,可以說明胡適為了保存入手時的原貌而為;如果兩者全部保留,也可說明胡適對于兩位過手人一視同仁。甚至說,僅僅保留俞氏跋語,也符合情理,因為俞氏題跋畢竟還是“胡適先生命為跋語”,而周氏跋語卻是“先斬后奏”??墒?,實際上胡適卻反其道而行之,保留了不該保留的,而刪去了應該保留的。
那么胡適如此做法,究竟是何微妙心理?其實不難推求。俞氏雖是“命題作文”,但是在行文中對于甲戌本評價甚低,竟稱“然此書價值亦有可商榷者”,甚至以懷疑口吻反問道:“豈亦脂齋手筆乎?”俞氏這一答卷,應大出胡適意料,與當初命其題跋的初衷可謂背道而馳。[49] 故此,在拍攝膠卷時特意刪去。而反觀周氏“謹識”,客觀敘述,并無甚褒貶色彩,留下來傳揚四海則可以贏得“提攜后生”、“未嘗自秘”之類美譽。[50]此亦人之常情,無可厚非。但是這一點,也許是那些推重胡適人品、學品的胡迷們所不愿看到的。
綜上所述,胡適以上有悖事理人情之做法,如果聯系上述甲戌本“附條”問題思考,似乎可以解釋通了:胡適在看出一紙“附條”之后,應該明白制作者的身份和意圖。因為制作者并沒有在甲戌原本上涂鴉,而是另紙貼上,可去可留,而撕去后又無損原本面貌。如此示好之“附驥”博君一粲,“我的朋友胡適之”諒必不會太計較罷。
結果,這個“附條”悄無聲息地從甲戌本上失落了,歷史真相從此湮沒難辨。此微妙心理,正如請人代筆補抄半葉而借用胡適之名一樣,大概出于某種不能為外人道的緣故。正如沈治鈞所言:“胡適把它給撕扯掉了,理固宜然?!盵51]
(節選自陳傳坤著《紅樓夢版本論稿》,齊魯書社2021年3月版,原標題為《胡適原藏甲戌本〈石頭記〉“附條”銓辨——兼論庚寅本〈石頭記〉真偽之爭》。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1] 參見宋廣波編校注釋:《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221頁。
[2] 關于上海博物館購買胡適原藏《石頭記》甲戌本原件的價格,據曾隨馮其庸先生一同赴滬目驗的任曉輝介紹,上博接談后付款3萬美元作為康奈爾大學的保管費,正式交易時再付款80萬美元給胡家。另說,“胡家哲嗣以80萬美元的低價將甲戌本轉讓給上海博物館”,參見沈治鈞:《真跡曾傳可辨明——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縮微膠卷述要》,載于2018年12月24日《光明日報·文史哲周刊》,鏈接: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8-12/24/nw.D110000gmrb_20181224_1-13.htm ;或參見梅節:《周汝昌、胡適“師友交誼”抉隱——以甲戌本的借閱、錄副和歸還為中心》,參見氏著《海角紅樓——梅節紅學文存》,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第387頁。
[3] 項旋:《美國國會圖書館攝甲戌本縮微膠卷所見附條批語考論》,原載《紅樓夢學刊》2016年第3輯,第1頁。
[4] 陳傳坤:《由庚寅本之真偽說開去》,參見《紅樓》2014年第3期,第19—20頁。
[5] 于鵬:《“庚寅本”第三回的貼條問題》,參見明清小說研究網(發布時間2016年6月7日):http://www.mqxs.com/thread-11509-1-1.html
[6] 梁歸智:《庚寅本:新發現的清代抄本〈石頭記〉》,參見2012年9月24日的《文匯報》第00C版“文匯學人”。
[7] 從所謂的乾隆庚寅本《石頭記》出現以來,先后有梁歸智、沈治鈞、喬福錦、周文業、趙建忠、任少東等卷入爭議漩渦。辨偽方以沈治鈞為代表,先后連續發文多篇。譬如,《真假紅學卮談》,參見《烏魯木齊職業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真假紅學續談》,參見《紅樓夢研究輯刊》第八8輯,2014年5月 ;《再談甲戌本附條》,參見《紅樓夢研究輯刊》第9輯,2014年11月;《真假紅學三談》,參見《紅樓夢學刊》2015第4輯;《天津王超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辨偽》,參見《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2輯;《甲戌本縮微膠卷校讀記》,原載《紅樓夢學刊》,2017年第2輯,第58—96頁;《真跡曾傳可辨明——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縮微膠卷述要》,載于2018年12月24日《光明日報》第13版。證真方以梁歸智、周文業、趙建忠等為代表,開始網絡發文之后集結成書,參見周文業著:《〈紅樓夢〉版本數字化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趙建忠:《新發現的〈石頭記〉“庚寅”本》,原載《河北學刊》2014年第2期。
[8] 梁歸智后來在新浪博客上特別聲明,其最早查閱的俞氏《輯評》系1966年修訂版,確實無此二十八字批語,但在1954年版《輯評》上確有此批。
[9] 參見周文業著:《〈紅樓夢〉版本數字化研究(上)》,第309頁。
[10] 沈治鈞:《天津王超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辨偽》,原載《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2輯。
[11] 參見周文業著:《〈紅樓夢〉版本數字化研究(上)》,第277頁。
[12] 梅節:《周汝昌、胡適“師友交誼”抉隱——以甲戌本的借閱、錄副和歸還為中心》,參見氏著《海角紅樓——梅節紅學文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第395頁。梅氏在該文注釋第43條指出:“從批語墨跡的深淺看,末句‘亦不至似雨村之負義也’,似是后來添上者?!?br />
[13] 俞平伯編著《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一書,先后修訂四個版本,累計刷印八次。據《輯評》書前“內容提要”和版權頁可知,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于1954年初版,古典文學出版社于1957年修訂為“新1版”,并稱“本書這次修訂,多承住在昆明的葛真先生遠道指正”。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于1960年再次修訂為“新1版”,1963年重新修訂“新2版”,注明“原引甲戌本系根據過錄,訛誤甚多,茲查對影印本重新訂補,承戈潤之先生相助”。1961年5月,甲戌本《石頭記》在臺灣首次影印1500部,1962年上海翻印,此后國內多次刷印。由此可見,俞氏在1961年之后修訂的《輯評》[甲戌眉批]文字,依據是俞氏1962年所見的甲戌影印本。
[14]梁歸智:《關于王超藏本《石頭記》的最新看法》,參見“冷泉子”新浪博客(發表時間2012年11月4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3ab1aa0101a3sd.html
[15] 周文業著:《〈紅樓夢〉版本數字化研究(上)》,第170頁。
[16] 周文業著:《〈紅樓夢〉版本數字化研究(上)》,第171頁。
[17] 周文業著:《〈紅樓夢〉版本數字化研究(上)》,第336頁。
[18] 參見宋廣波編校注釋:《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221—242頁。
[19] 梁歸智:《往來微信研紅趣——甲戌本〈紅樓夢〉“附條”問題研究的最新動態》,參見“冷泉子”新浪微博(發布時間2016年6月2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3ab1aa0101dm0r.html
[20] 周文業著:《<紅樓夢>版本數字化研究(上)》,第309頁。
[21] 項旋:《美國國會圖書館攝甲戌本縮微膠卷所見附條批語考論》,第12頁。
[22] 參見周汝昌著:《紅樓夢新證》,棠棣出版社,1953年第一版,第461頁。
[23] 退一步說,如果此“附條”并非甲戌本原來所有,系周氏昆仲“附驥”,那么周氏卻又在《紅樓夢新證》中鄭重推出,甚至認為它就是脂批,則其心殊不可測。當然,如“附條”系周氏故意夾帶之私貨,因而一再強調,亦可說通。因周氏曾有“曹雪芹佚詩案”、“爽秋樓歌句案”、“木蘭花慢疑案”等累案重重,其學品值得存疑。
[24] 項旋:《美國國會圖書館攝甲戌本縮微膠卷所見附條批語考論》,第18頁。
[25] 吳佩林:《甲戌本〈石頭記〉首頁:胡適撕去了誰的印章》,原載《濟南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第26卷,第4頁。在周氏錄副本“凡例”頁正上方,今存周汝昌注記:“括弧表原本誤字,下仿此。玉言識于成都,壬辰初秋。亦表別體,以存原本之真,又識?!睂φ珍浉北旧系奈淖?,確如周汝昌所注,如點睛(晴) 、簿籍(薄藉)。
[26] 沈治鈞:《真假紅學三談》,原載《紅樓夢學刊》2015年第4輯,第46頁。
[27] 己卯本卷前有陶洙于己丑(1949)所寫的“題記”,詳細介紹其抄補批語情況:“凡庚本所有之評批注語,悉用砂筆依樣過錄?!ㄑa抄甲戌本)所有異同處及眉評旁批夾注,皆用藍筆校錄?!c庚本同者,以○為別;遇有字數過多無隙可寫者,則另紙照錄,附裝于前,以清眉目?!眳⒁姟吨廄S重評石頭記·己卯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頁。
[28] 項旋:《美國國會圖書館攝甲戌本縮微膠卷所見附條批語考論》,第15—16頁。
[29] 項旋《〈紅樓夢〉程高本紙廠印記考辨》,《紅樓夢學刊》2015年第6輯,第30頁。
[30] 周祜昌手稿字體來源于《我與胡適先生》一書前彩圖和書內插圖,參見周汝昌著:《我與胡適先生》,漓江出版社2005第一版,第30、91頁。
[31] 梁歸智:《庚寅本《石頭記》的發現與研究》,參見“冷泉子”新浪博客(發布時間2012年10月13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3ab1aa01019bs1.htm
[32] 五四之后,胡適提倡白話文學,在文化教育界名聲顯赫。有些人提及他時便常稱為“我的朋友胡適之”。魯迅在《文攤秘訣十條》一文中第二條云:“須多談胡適之之流,但上面應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須譏笑他幾句?!眳⒁?933年3月20日《申報·自由談》,署名“孺?!?。魯迅與胡適交惡后順便調侃一下,雖無特別用心,但也透露當時學界“傍大款”之風。
[33] 關于羅爾綱1934年左右曾經手甲戌本《石頭記》的記載,見于魏紹昌《亞東本<紅樓夢>摭談》一文腳注:“據汪原放說,胡適曾要羅爾綱(羅早年在北大求學時代,寄住在北平胡宅,做過胡適的秘書工作)手抄過一部《石頭記》殘稿本,……此抄本或者就是殘存十六回的“甲戌本”,也未可知。姑志于此,待向羅爾綱先生請教?!眳⒁娢航B昌著:《<紅樓夢>版本小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第34頁。
[34] 參見梅節《周汝昌、胡適“師友交誼”抉隱——以甲戌本的借閱、錄副和歸還為中心》,第392頁。陳夢家、張伯駒曾從周氏之手借閱胡適甲戌本原本之說,為梅節首倡,然該文卻未披露具體信源。筆者馳函千里請教,梅老于2016年6月2日告知:“這一信息是當年燕京大學同窗說的?!?br />
[35] 參見苗懷明著:《風起紅樓》,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一版,第162頁。
[36] 提請讀者注意另一旁證,周氏致函胡適也用“這樣的……這樣的……”程式化語言,比如1948年10月23日周氏致函胡適,即有“我有了先生這樣的師友,又有這樣(的)知己弟兄”云云。周汝昌在信中向胡適介紹哥哥周祜昌的困頓經歷,并向胡適極力舉薦周祜昌的《抄后記》,其中苦心可與甲戌本的“附條”對看。
[37] 若周氏錄副本“附條”與縮微本“附條”字跡相一致,則可判定必系周家人所為,因為同時過手甲戌本及周氏錄副本者必屬周家人。而細觀周氏副本上已有三人手跡:周氏昆仲抄寫并作題跋,而封面則為其父周景頤(號幼章)題簽。據稱周景頤筆致敷暢遒利,“書法的名氣不小,……功底是歐楷,筆墨扎實之極,然后習行書,則認上了東坡?!钔砥诘淖质菍W趙子昂的《織圖詩》草書墨跡,只是喜其草法簡古……?!眳⒁娭苋瓴骸都t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7頁。而且,老者似乎更契合縮微本“附條”字體圓熟的風格。另據周倫玲透露,周氏錄副本上“附條”筆跡不像周氏昆仲平時寫字的風格;而梁歸智看到錄副本“附條”照片后,亦表示其“盡量模仿原抄本”,但認為非“寫”附條而是“抄”附條,存疑。
[38] 沈治鈞《真假紅學三談》,第48頁。
[39] 上博現存《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曾留下多人題跋,對此雪鴻之跡現象,不妨名之曰“后人附驥”。對于不同人在甲戌本上的題跋,胡適在不同時期采取了不同做法,引人深思。關于胡適、周氏交往關系抉微之作,前有前輩梅節先生撰寫《周汝昌、胡適“師友交誼”抉隱——以甲戌本的借閱、錄副和歸還為中心》一篇,為倒周扛鼎之作;近有紅友吳佩林教授承其馀緒,又有拓展,可參見氏著《甲戌本〈石頭記〉首頁:胡適撕去了誰的印章》一文。吳文依據錄副本首葉并無胡適之兩方印章而推測,在周氏過錄之前,甲戌本僅被撕去一角較早藏家的印章;及至周氏過錄之時,周汝昌擅自在甲戌本的首葉右下鈐上兩方“顨父”章,并在第一本末的第四回后題跋數語??梢粤舷?,胡適發現后,便會撕去甲戌本首葉帶有周氏印章的“一塊紙”,而在文中隱約交代撕去的是“最后收藏人的印章”。 據查,美國縮微本此葉狀況同于影印本面貌,即有補字和“胡適之”章。因此,此處字紙如確為胡適撕去,則可能在1948年12月周氏還書時至1950年4月拍攝縮微本時間內所為。
[40] 本文有關美國哥大圖書館縮微膠卷之細節核實工作,由在美國訪學的紅友項旋博士代勞,特此致謝。
[41] 參見宋廣波編校注釋:《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368頁。1959年11月11日胡適致函《與王夢歐書》云:“承先生送我一部《庚辰年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分感謝?!澳辏?957)我在林語堂先生家中看見這部影印本,就想托人買一部,但至今還沒有買?!?br />
[42] 胡適援引涉紅資料曾不止一次移花接木,參見本書《〈紅樓夢〉版本“二元論”詮考——以第五回“悲金悼玉”與第二十二回寶黛釵謎詩為中心》。再如,胡適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中描述的“戚本”,與現存的四種版本“戚本”相比,在夾評回目、總評回目抄手情況等三方面都有出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胡適所指‘戚本’絕對不是現存戚本?!眳⒁娡跤耆荩骸逗m所指“戚本”究竟為何版本》,原載《紅樓夢學刊》2015年第6輯,第44頁。
[43] 此章“顨父”還出現在周氏甲戌錄副本前題詩《君度錄雪芹真書成,題卷首二律句》首行下、“雁黼”署名旁?!案浮?,同“甫”?!邦殹?,乃“巽”字篆書變體,據《周易·巽卦》:“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敝苁纤浦^坎坷人生因遇見大人(胡適)。又,巽,從二巳、從共,本義(一起)輔助、(合共)翼輔之意,周氏似暗指昆仲聯袂共襄錄副本盛舉,又與“雁黼”之“雁”字含義相契合。
[44] 參見周汝昌著:《我與胡適先生》,第120頁。
[45] 參見宋廣波編校注釋:《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328頁。宋廣波認為,因為甲戌本胡適最前一條“題記”寫在劉銓福同葉,所以沒有刪去。筆者認為,當時影印本確有局部刪去技術,如胡適果真想刪除殆盡,自然可以刪去自己的全部痕跡,所以甲戌本撕去“附條”后仍殘留“予若”二字,但已在影印本上徹底清理。胡適題記仍影印出來,或是胡適以示自己經手之痕也。
[46] 參見宋廣波編校注釋:《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416頁。
[47] 參見宋廣波編:《胡適批紅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480頁。
[48] 在美國縮微本上,青士、椿馀、劉銓福三人題跋及葉眉胡適的一條批注均無存,即縮微本上胡適之四條題跋刪去一條,僅留存三條。此留存問題,值得思考。項旋認為,“掃描時漏掉的可能性大”,而周氏“謹識”完全可以不掃描,結果卻掃描了,“說明(遺漏俞氏題跋)不是故意的”;沈治鈞也持此說。筆者認為,將此問題推諉給制作工人魯莽滅裂,較難服人。因為形格勢禁,即便是工作人員疏漏了,胡適在收到縮微本后必然閱看并要求添補的。況且,胡適后來將自藏的一套贈予林語堂時怎可不說明缺失問題?對此,胡適日記毫無記載,而林語堂也沒有提及。
[49] 周汝昌曾對俞平伯在甲戌本上的題跋表達極度不滿。1948年9月19日,周氏致函胡適云:“先生平心而論,俞跋見地,比我如何?俞跋文字,比我如何?他的表面篇幅雖小,但也并非簡練精采,若再論文字,不但先生的嚴刻批評下,交代不下去,就是拿到作文班上,教員也不能‘文不加點’。請先生恕我放肆,唐突先進?!?br />
[50] 胡適身上的學術光環和人脈口碑,在學界人人稱道。胡適自說縮微本一共三套,分別曾送王際真、林語堂和哥大圖書館各一套,但其實有誤。據制作清單和沈治鈞查考,美國國會圖書館總計拍攝五套,參見沈治鈞:《真跡曾傳可辨明——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縮微膠卷述要》,原載2018年12月24日《光明日報》第13版。
[51] 沈治鈞:《真假紅學三談》,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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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黃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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