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思想考古丨喬姆斯基:“正義戰爭”與“恐怖主義”

文/諾姆·喬姆斯基 譯/Aseem

2021-09-12 13:35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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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世貿大廈的轟然倒塌對于蘇聯解體后西方中心的現代性進程無疑是沉重一擊,對于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場巨大的震動。美國以9·11為契機入侵阿富汗,開啟了漫長的反恐戰爭;而戲劇性的是,時逢9·11二十周年,美國在此刻從阿富汗撤軍,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奪政權,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點。二十年后的當下,在令人失語的痛苦中重溫那場知識界的震蕩,有多少批判和反思還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場推出“9·11思想考古”專題,嘗試回溯國際知識界對襲擊事件及其后美國與盟友發動的“反恐戰爭”的思考軌跡。專題收錄的文章和訪談既包含對襲擊事件的緊迫、即時回應,也納入了事件后各不同歷史階段的回望和反思。
鑒于二十年時間跨度之長,專題很難全面覆蓋知識界的回應,我們所“考古”的思想軌跡大致按照幾條線索展開:將襲擊事件置于美國自身暴行和制造災難的歷史、資本主義全球化和世界體系的脈絡中理解,追問襲擊產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后國家權力的危險擴張——以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為名拓展監控手段、中止憲法權利、犧牲公民自由、鎮壓政治異見;反思“反恐戰爭”這場打著懲治邪惡、維護正義旗號的主權者對非主權者的“戰爭”;指出“文明沖突論”解釋框架的缺陷,駁斥西方對所謂“伊斯蘭文化”的刻板呈現,揭示西方對穆斯林世界復雜歷史現實的無知帶來的惡果……
這些線索之間既不界線分明也不彼此獨立,而是互相關聯、交織纏繞,學者們的具體分析因而往往同時勾連多條線索。盡管視角不一,但知識分子的根本關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構想世界以避免戰爭和沖突、找尋與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襲擊引發的哀痛、驚愕、恐懼的民眾情緒被民族主義話語裹挾,繼而匯集成洶涌的戰斗呼號和暴力狂熱之際,知識分子嚴守異議與爭辯的空間,“不合時宜”地履行批判和質疑的職責,在絕境之中留存希望。
本專題將在今年內持續更新,如有遺漏的重要視角,歡迎讀者投稿補充。專題由實習編輯毛超予協助共同策劃
諾姆·喬姆斯基

諾姆·喬姆斯基

本文收錄美國著名左翼知識分子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兩篇訪談,分別來自9·11襲擊10天后和約一周年之際??v然一篇可視為即時反應、另一篇側重回望和反思,但喬姆斯基關注的問題一以貫之。他簡要梳理了美國在世界各地實施暴行的事實,回顧了美國扶持激進伊斯蘭分子的歷史,駁斥了文明沖突論,破除了美國所謂“正義戰爭”背后的正義-邪惡二元敘事。喬姆斯基指出,如果意欲切斷暴力升級的惡性循環、重鑄和平,就需要正視歷史、找出并改變催生恐怖主義的背景和條件。在他看來,對襲擊事件的恰當反應不能忽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道德準則——美國不應以“反恐戰爭”為名肆意進行“先發制人”行動而罔顧世界的反應。
《東方與西方文明》
根據2001年9月20-22日接受希臘、西班牙、法國媒體采訪整理,收錄在《9-11: Was There an Alternative?》一書中,有刪節
你對戰爭時期各國以全球共同體的方式行事有何看法?每個國家都必須與美國結盟,否則就會被視為敵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但現在阿富汗也在做同樣的事。
喬姆斯基:布什政府即刻向世界各國提供了一個選擇:要么加入我們,要么面臨毀滅?!叭蚬餐w”強烈反對恐怖主義,其中既包括強國展開的大規??植佬袆?,也包括9月11日發生的駭人罪行。但這個“全球共同體”并未采取行動。當西方國家和知識分子使用“國際社會”一詞時,他們指的是自己。例如,按照西方一貫的說辭,北約對塞爾維亞的轟炸是由“國際社會”進行的,但不自欺欺人的人都知道,世界上大多數人反對這一行為,而且表達了強烈反對。那些不站在財富和強權一邊的人不被納入“全球共同體”的一部分,這就像“恐怖主義”通常意味著“針對我們和我們的朋友的恐怖主義”。
阿富汗試圖模仿美國,呼喚全世界穆斯林的支持,這不奇怪。當然,其規模要小得多。即便塔利班與外界相隔甚遠,塔利班領導人大概也很清楚,伊斯蘭國家不是他們的朋友。事實上,這些伊斯蘭國家遭受了宗教激進力量的恐怖襲擊,后者20年前被組織起來接受訓練以對美蘇進行“圣戰”,隨著埃及總統薩達特遇刺,他們立即開始在其他地方推進自己的恐怖主義議程。
你覺得進攻阿富汗是“反恐戰爭”嗎?
喬姆斯基:對阿富汗的攻擊可能會殺死大量的無辜平民,在一個數百萬人已經處于餓歿邊緣的國家,遇難平民的數量可能尤其巨大。肆意殺害無辜平民是恐怖主義,而非“反恐戰爭”。
我們應當把現在發生的稱為“戰爭”嗎?
喬姆斯基:“戰爭”沒有確切的定義。人們談及“向貧困開戰”、“毒品戰爭”等等。正在發生的不是國家之間的沖突,但它可能演變為國家間的沖突。
我們能說這是文明的沖突嗎?
喬姆斯基:這是種很時興的說法,但沒什么道理。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一些大家熟知的歷史。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國家是印度尼西亞,自蘇哈托1965年掌權以來,它一直是美國的寵兒,在美國的協助下,軍隊領導的大屠殺致使成千上萬人遇害(其中大部分是無地農民),西方國家當時顯露的興奮和贊揚現在回想起來極其令人尷尬,于是實質上已抹去這段記憶。蘇哈托創下了20世紀末最可怕的屠殺、折磨和其他暴行的記錄,而他仍被克林頓政府稱為“我們這種人”。除塔利班外,最極端的宗教激進主義國家是沙特阿拉伯,自建國以來它就受到美國的庇護。20世紀80年代,美國與巴基斯坦情報部門(在沙特阿拉伯、英國和其他國家的幫助下)共同招募、武裝和訓練了他們能找到的最極端的宗教激進主義者,以對阿富汗的蘇聯人造成最大威脅。正如西蒙·詹金斯在《倫敦時報》所言,這些舉動“摧毀了一個溫和的政權,繼而從美國人大膽資助的團體中催生了一個狂熱的政權”(大部分資金可能來自沙特)。奧薩馬·本·拉登是間接受益者之一。
同樣是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和英國在其朋友和盟友薩達姆·侯賽因——他無疑更為世俗化,但在“文明沖突論”中仍屬于“伊斯蘭”一方——犯下嚴重暴行之際(包括對庫爾德人施放毒氣)一直對他給予強有力的支持。
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中美洲打了一場大仗,留下大約20萬具飽受折磨、面目全非的尸體,數百萬孤兒和難民,以及四個被毀的國家。美國攻擊的一個主要目標是天主教會,它犯了“優先選擇窮人”的滔天大罪。
無需再梳理下去。我們究竟要從哪兒找到“文明”之間的界線?我們是否要得出結論,存在一種“文明的沖突”,拉美天主教會在一方,而美國和伊斯蘭世界——包括其最兇殘和狂熱的宗教元素——在另一方?我當然不是在建議作任何這樣的荒謬區分。但是,我們究竟應該基于理性得出什么結論?
你覺得我們是在恰當使用“文明”一詞嗎?一個真正文明的世界會將我們引向這樣的全球戰爭嗎?
喬姆斯基:沒有一個文明社會會容忍我剛才提到的任何事,而這只不過是美國歷史的一小部分,歐洲歷史甚至更糟。而且,肯定沒有哪個“文明世界”會寧愿讓世界陷入一場大戰,也不愿遵循國際法規定的手段、參照大量的先例來解決問題。
這些襲擊被稱為仇恨之舉。你認為這種仇恨來自哪里?
喬姆斯基:仇恨就是被中央情報局及其同伙動員起來的伊斯蘭激進分子的表達。當他們的仇恨和暴力指向美國的敵人,美國便樂于支持他們;一旦美國幫助培養的仇恨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美國就不高興了,這一情形在過去20年來反復發生。對于該地區的民眾而言,他們情緒的產生根源也相當清楚且廣為人知。
你建議西方世界的公民怎么做來恢復和平?
喬姆斯基:這取決于這些公民想要什么。如果他們想要的是暴力升級的循環,那么按照常見的模式,他們應當推動美國落入本·拉登的“邪惡陷阱”并屠殺無辜平民。如果他們想要減少暴力,那么他們就應當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引導大國轉向非常不同的方向,即我前面概述的有諸多先例的應對方式。這其中就包括愿意研究暴行背后的原因。常有人說,我們不能思考這些問題,因為這等于為恐怖主義尋找借口,這種立場極其愚蠢且極具破壞性,幾乎不值一駁,但不幸的是,它卻相當普遍。但如果我們不希望助長暴力升級的循環,這正是我們必須做的,在其他情況下亦如此。
這些襲擊是不是美國“自作自受”?它們是美國政治的后果嗎?
喬姆斯基:這些襲擊并非美國政策的“直接后果”。但間接而言,它們當然是其后果,這一點幾乎沒有爭議?,F在看來毫無疑問的是,襲擊者所屬的恐怖主義網絡的根源,與中央情報局、埃及、巴基斯坦、法國情報機構等(在沙特阿拉伯資助下)組織、訓練和武裝的雇傭軍有關。這一切的背景仍然有些模糊不清。如果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的話是可信的,那么組織起這些部隊始于1979年。布熱津斯基聲稱(也許只是在吹牛)自己在1979年煽動了對反阿富汗政府的穆賈希丁的秘密支持,為的是努力將俄國人引入他所稱的“阿富汗陷阱”——這一說法值得銘記。他非常自豪的是,蘇聯的確落入了“阿富汗陷阱”——他們在6個月后派遣軍隊支持政府,其后果眾人皆知。美國與其盟友組建了一支龐大的雇傭軍,可能有10萬人或更多,他們到處搜羅最好戰的激進分子,于是召集了來自各地(絕大部分不來自阿富汗本土)的宗教激進主義者。他們被稱為“阿富汗人”,但和本·拉登一樣,許多人來自其他地方。
本·拉登是在1980年代的某個時候加入的。他參與了資助網絡,這些網絡可能至今尚存。他們對蘇聯占領軍展開了一場“圣戰”。他們贏得了戰爭,蘇聯侵略者撤軍了。不過戰爭并不是他們的唯一活動。1981年,以這些團體為根基的勢力暗殺了埃及總統薩達特,后者在建立這些團體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3年,一名可能與這些勢力有關聯的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基本上將美軍趕出了黎巴嫩。
到1989年,他們在阿富汗的“圣戰”獲得成功。當美國在沙特阿拉伯建立起永久軍事存在,本·拉登等人當即宣稱,在他們看來,美國此舉不亞于蘇聯對阿富汗的侵占,他們于是將槍口轉向了美國,正如1983年美國在黎巴嫩駐軍時的情形。與埃及類似,沙特阿拉伯是本·拉登網絡的一個主要敵人。這就是他們想要推翻的東西,他們稱之為埃及、沙特阿拉伯、中東其他國家和北非的“非伊斯蘭政府”。
1997年,他們在埃及謀殺了大約60名游客,徹底摧毀了埃及的旅游業。多年來他們一直在數個區域活動——北非、東非、中東、巴爾干、中亞、中國西部、東南亞、美國。這是20世紀80年代戰爭的產物——如果布熱津斯基的話可信的話,那么甚至更早,從他們設下“阿富汗陷阱”時就開始了。此外,任何關注該地區的人都應該知道,恐怖分子從人們(從富人到窮人,從世俗主義者到宗教激進主義者)的絕望、憤怒和挫敗中汲取營養。所有這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國的政策,這一點顯而易見,對于聽得進去的人來說也是老生常談了。
美國國內的反應很一致嗎?你的反應如何?
喬姆斯基:如果你指的是對駭人暴行的憤怒以及對受害者的同情,那么這種反應在世界各地幾乎都是一致的,包括在伊斯蘭國家。每個有理智的人都完全認同于這種反應。如果你指的是呼吁展開殘暴的攻擊——這肯定會殺死許多無辜者,且正中本·拉登下懷——那么就不存在所謂“一致反應”,盡管人們從電視上得來的表面印象可能與此相反。至于我自己,我和其他許多人、非常多人一樣,反對這種攻擊行動。
沒人能說清多數人的情緒為何,它們太紛繁復雜了。但是“一致”?當然沒有“一致反應”,除了在罪行的性質這點上。
你譴責恐怖主義嗎?我們如何決定哪種行為是恐怖主義,哪種行為是對暴君或占領軍的反抗?你把最近針對美國的襲擊“歸入哪一類”?
喬姆斯基:我理解的“恐怖主義”與美國官方文件中的定義完全一致,即“蓄意使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以達成政治、宗教或意識形態方面的目標。通過恐嚇、脅迫或制造恐懼來實現”。根據這一完全恰當的定義,最近對美國的襲擊當然是一種恐怖主義行為,事實上,它是駭人的恐怖主義罪行。全世界對這一點幾乎沒有異議——也不應該有。
但在上述美國官方文件的定義之外,還有一種政治宣傳的用法,不幸的是,這后一種成為了標準用法:“恐怖主義”一詞被用來指稱敵人對我們或我們的盟友實施的恐怖行動。這種宣傳用法幾乎隨處可見。每個人都是在這個意義上“譴責恐怖主義”。值得一提的是,即便納粹也嚴厲譴責恐怖主義,并對恐怖主義武裝展開所謂“反恐行動”。
美國對此基本表示贊同。戰后,它在希臘和其他地方組織和開展了類似的“反恐行動”。此外,美國的反叛亂項目相當明確地借鑒了納粹模式,并對后者給予了相當尊重:在設計戰后世界范圍內的反叛亂(通常稱為“反恐怖主義”)項目時,美國咨詢了德國國防軍(Wehrmacht)軍官的意見并使用了其手冊,這在邁克爾·麥克林托克(Michael McClintock)的重要研究中有所說明。鑒于這些情況,即便同樣的人和行動也能從“恐怖分子”快速轉變為“自由斗士”,然后再變回來。
美國在1998年將“科索沃解放軍”(KLA-UCK)正式列入“恐怖組織”,因為后者公開宣稱,他們對塞族警察和平民的襲擊是為了引發塞爾維亞不相稱的、殘暴的回擊。遲至1999年1月,英國——北約在這個問題上最鷹派的勢力——仍認為相比塞爾維亞,科索沃解放軍要對更多的死亡負責,這很難以置信,但至少反映出一些北約高層的看法。如果國務院、北約、歐安組織(OSCE)和其他西方信息源提供的大量文件可信,那么在1999年3月底科索沃核查團(KVM)撤出以及北約轟炸之前,當地情況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改變。但政策卻發生了變化:美國和英國決定對塞爾維亞發動攻擊,于是“恐怖分子”搖身一變成了“自由斗士”。戰后,“自由斗士”及其伙伴又變成了“恐怖分子”、“暴徒”和“殺人犯”,因為他們在馬其頓(美國的盟友)展開了在他們自己看來出于類似原因的類似行動。
人人都譴責恐怖主義,但我們要問具體含義為何。你可以在我過去幾十年來寫的許多有關恐怖主義的書和文章中找到我的具體觀點。但總的來說我在字面意義上使用這個詞,因而譴責所有的恐怖主義行為,而不僅限于那些出于政治宣傳原因而被稱為“恐怖主義”的行為。

《關于9·11的反思》
首次發表于《瑞典晚報》(Aftonbladet),2002年8月
人們普遍認為,9·11恐怖襲擊使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全球進入“恐怖時代”(這是耶魯大學等學者的論文集標題,他們認為炭疽攻擊甚至更具威脅),一切都將不同。
毫無疑問,9·11暴行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不是由于其規模,而是因為襲擊選擇以無辜平民為目標。人們業已認識到,隨著新技術的發展,工業大國可能會失掉對暴力的實際壟斷,僅保留使用上的巨大優勢。沒人能預料到期望被實現的具體方式,但它們的確實現了?,F代歷史上的頭一回,歐美在本土遭受了他們在其他地方經常實施的那種暴行。后者的歷史眾所周知,無需回顧,盡管西方可能會選擇無視它,但受害者們可不會忘記。傳統模式的急劇斷裂使9·11必然成為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其反響一定是巨大的。
幾個關鍵問題同時出現:
(1)誰應當負責?
(2)產生的原因是什么?
(3)恰當的反應為何?
(4)更長期的后果是什么?
對于問題(1),人們似乎認定罪魁禍首是本·拉登及其基地組織網絡。沒有人比中央情報局更了解他們,中情局與美國盟國的同行們一起,從各國招募宗教激進主義者,將他們組織成一支軍事和恐怖力量——不是為了協助阿富汗人抵抗蘇聯的侵略(這本是一個正當目標),而是出于國家的常規考慮,且在穆賈希丁控制后給阿富汗人帶來了嚴峻后果。自二十年前這些恐怖主義網絡暗殺埃及總統薩達特以來,美國情報部門肯定在持續關注他們的其他動向,而自1993年他們試圖炸毀世貿中心和許多其他目標以來,美國情報部門一定保持著更密切的關注??v然這無疑是歷史上最詳盡的國際情報調查,但有關9·11事件始作俑者的證據卻依然難以尋得。事發8個月后,聯邦調查局局長羅伯特·穆勒面對媒體時僅能斷言,美國情報部門現在“相信”該陰謀是在阿富汗策劃的,在其他地方具體計劃和實施。而在炭疽攻擊的來源被確定為美國政府的武器實驗室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具體的攻擊者仍未鎖定。這些都表明,今后要打擊針對富人權貴的恐怖行動將何其困難。無論如何,盡管證據不充分,但關于9·11事件的初步結論大體上是正確的。
至于問題(2),學術界幾乎都同意恐怖分子的自述,這也與他們過去20年的行為相吻合:用他們的話說,其目標是把異教徒趕出穆斯林的領土,推翻他們強加和維系的腐敗政府,建立一個極端主義版本的伊斯蘭政權。
(至少對那些希望降低未來類似罪行的產生可能性的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催生恐怖組織的背景條件,而在這一點上,恐怖分子傳遞的至少部分信息激起了大量同情——甚至在那些鄙夷和害怕他們的人當中。用喬治·布什的話說,“他們為什么恨我們?”這個問題并不新鮮,答案也不難找到。45年前,艾森豪威爾總統及其參謀人員討論了所謂阿拉伯世界“不是由政府而是由人民”發起的“針對我們的仇恨運動”。國家安全委員會指出,造成這一狀況的基本原因在于,阿拉伯人民意識到美國對腐敗和殘暴政府的支持——后者阻礙了民主和發展,而且美國這么做是為了“維護其在近東石油的利益”。9·11事件后《華爾街日報》對富裕的西方穆斯林的態度調查也得到了同樣的結果,且當前美國對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具體政策加劇了這種態度。
評論家們通常偏好一個更令人欣慰的答案:他們的憤怒源于怨恨我們享有的自由和對民主的熱愛,他們的文化缺陷可以追溯至許多個世紀以前,他們無法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中來(事實上他們愉快地參與其中),以及其他此類問題。如此回答或許更讓人寬慰,但絕非明智之舉。
那么關于適當的反應,既問題(3)呢?答案顯然是有爭議的,但至少應該符合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具體而言,如果某行為對我們來說是正確的,對他人也是正確的;如果對他人來說是錯誤的,對我們也是錯誤的。拒絕該標準的人簡單地宣稱,行為因權力而正當;那么在任何關于行動適當性、行為正確與否的討論中都可以無視這些人。有人可能會問,如果采納上述的簡單道德準則,那么關于問題(3)的大量評論(例如關于所謂“正義戰爭”的討論)還剩下些什么?
我舉幾個沒有爭議的案例。自肯尼迪總統因古巴成功抵御美國入侵而下令“大地上的恐怖”必須降臨古巴,直至其領導層被消滅,已經過去了四十年。這種恐怖后果慘重,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自里根總統對尼加拉瓜發動恐怖主義戰爭,其野蠻暴行和巨大破壞導致數萬人死亡、國家被毀無以恢復,還使國際法院和聯合國安理會譴責美國的國際恐怖主義行徑,已經過去了二十年。然而沒有人覺得古巴或尼加拉瓜有權在華盛頓或紐約引爆炸彈,或暗殺美國領導人。除此以外,很容易找到不少更嚴重得多的案例,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
因此,那些接受基本道德準則的人需要做些什么來證明美國和英國轟炸阿富汗的合理性??偨y在轟炸開始時宣布的官方目的乃迫使阿富汗交出美國懷疑犯下罪行的人;幾周后宣布的戰爭目的則變成了推翻其統治者。
同樣的道德標準也適用于對恐怖主義暴行作出適當反應的更精細提議。飽受尊敬的軍事史學家邁克爾·霍華德建議“在聯合國的主持下開展警察行動……打擊犯罪陰謀。應追捕參與該陰謀的成員并將其帶上國際法庭,在那里他們將接受公正的審判,如果被判有罪,將獲得恰適的量刑”(來源:《衛報》和《外交》雜志)。這看上去合乎情理,但我們還是要問,如果在所有地方推行該提議會招致何種反應。這是難以想象的。如果如此建議被提出,定會激起人們的憤怒和恐懼。
關于對可疑威脅進行“先發制人”打擊的“布什主義”,也出現了類似問題。值得一提的是,這一立場并不新鮮。采取這一立場的高級別決策者大多是里根政府的舊部,他們認為根據《聯合國憲章》,轟炸利比亞屬于“對未來襲擊的自衛行動”,因而是正當的??肆诸D時期的決策者建議采取“先發制人的回應”(包括先發制人的核打擊)。盡管這一理論還有更早的先例,但大膽宣稱這種權利尚屬首次,且毫不避諱這一威脅指向的對象。政府和評論家均直言不諱他們打算將該理論應用于伊拉克。那么根據普世的道德基本準則,伊拉克對美國的先發制人的恐怖行動便似乎是正當的。當然,沒有人接受這個結論??傊?,如果我們愿意采納基本道德原則,就會出現明顯的問題,那些主張或容忍選擇性“先發制人”理論的人們必須面對這些問題,如此理論立場將“先發制人”的權利授予那些強大的勢力,后者可以肆意行使之而罔顧世界的反應。而且,舉證過程十分不易——在主張或容忍使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時總是如此。
當然,對于我這里提出的簡單論點,有一個簡單的反駁?!拔覀儭笔呛玫?,而“他們”是邪惡的。這一實用原則幾乎勝過任何論證。對評論和諸多研究的分析顯示,它們的根源往往就在于這一關鍵原則,它是一種斷言,而不是論證的結果。時不時地(但很少見),一些煩人的家伙會試圖舉出晚近和當下的歷史案例來反駁這一核心原則。通過觀察反駁激起的反應以及為阻止倒向這種“異端邪說”而設置的一系列障礙,我們能更好地了解流行的文化規范為何。當然,這些都并非當下權力中心或主流知識文化的新近發明。不過它依然值得關注,至少對那些有興趣了解我們身處何處以及未來可能會如何的人而言。
現在讓我們簡要談談最后的問題(4)。
從長遠來看,我懷疑9·11的罪行將助推業已開始的趨勢,剛才提及的布什主義就是一個例證。與襲擊事發后人們就馬上預料的一樣,世界各國政府抓住9·11事件的機會,制定或升級嚴厲的壓制計劃。俄羅斯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國際反恐聯盟”,企圖獲得授權在車臣實施行動,結果也如其所愿。土耳其是首個為美國“反恐戰爭”新階段派遣部隊的國家,按照其總理的說法,這是為了感謝美國對土耳其殘酷鎮壓境內庫爾德人口所做的貢獻,鎮壓以極端野蠻的方式進行,非常依賴美國的大量武器。土耳其因其在這些國家恐怖活動(包括20世紀90年代一些最嚴重的暴行)中取得的成就而受到高度贊揚,并獲得了保護喀布爾免受恐怖襲擊的權力——諸種暴行皆由美國這一超級大國提供軍事援助與外交和意識形態支持。以色列也認識到,在美國更加堅定的支持下,它將得以愈發殘酷地壓制巴勒斯坦人。類似情形在世界上比比皆是。
包括美國在內的更多民主社會施行了規訓本國民眾的措施,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名實施不受歡迎的舉措,對民眾的驚恐情緒和“愛國主義”要求加以利用——在實踐中這意味著:“閉上你的嘴,讓我繼續推進我的議程?!辈际舱眠@個機會推進侵蝕大多數人以及未來幾代人的權利的行為,它只服務于企業利益,后者主導政府的程度甚至遠超平日。
總之,事發伊始的預測得到了充分證實。
一個重要后果是,美國首次在中亞擁有了主要軍事基地。這些軍事基地對美國跨國公司具有重要意義:將其置于當前“大博弈”的有利位置,以控制該地區的大量資源,同時也完成了對世界主要能源資源聚集區——海灣地區——的包圍。美國針對海灣地區的軍事基地體系從太平洋一直延伸到亞速爾群島,但在阿富汗戰爭前,距離最短的可靠基地位于迪戈加西亞島?,F在這種情形已大為改善,必要情況下的武力干預也將獲得極大便利。
布什政府認為“反恐戰爭”的新階段(在許多方面復制了里根政府二十年前的“反恐戰爭”)是一個進一步擴大軍事優勢(美國對世界其他地區已經具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與此同時采用其他手段確保全球主導地位的機會。(2002年)4月,沙特阿拉伯王子阿卜杜拉訪問美國,敦促美國政府更多地關注阿拉伯世界對其強烈支持以色列恐怖行動和殘酷壓制的反應,這時,美國政府的高級官員清楚地表達了政府的想法。阿卜杜拉實質上被告知,美國并不關心他或其他阿拉伯人怎么想。據《紐約時報》報道,一名高級官員解釋道:“如果他覺得我們在‘沙漠風暴行動’時很強大,那么今天的我們比那時強大10倍。這是為了讓他看看阿富汗如何證明了我們的實力?!币晃毁Y深國防分析師將此言論略加潤色,將其表述為:別人會“因我們的強硬而尊重我們,不敢招惹我們”。此類立場也有許多歷史先例,但在9·11之后的世界,它集聚了新的力量。
縱然我們沒有內部文件,但有理由推測,轟炸阿富汗的一個主要目標在于:警告世界,一旦有人越界,美國會作何反應。對塞爾維亞的轟炸也是出于類似原因。如布萊爾和克林頓所言,其主要目標是“維護北約的信譽”——并非挪威或意大利的信譽,而是美國及其主要軍事主顧的信譽。
我將就此打住。國際社會的基本議題在我看來仍和此前一樣,但9·11事件也必然引起了變化,在一些情況下,這些變化產生了重大且不太樂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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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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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 911思想考古,911二十年,喬姆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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